向史学家学研究：史料钩沉，用力求真
一、研究的态度——坐穿冷板凳
做研究，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投资研究，其目标都是为了求得真知，求知的过程，是信息内化的过程，是孤独的修行。不管是史学大家，还是投资大家，无一不是坐穿冷板凳的人，该书作者茅先生即是此一例。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评价茅海建是“近代史学界看档案看得最多的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几乎就是茅海建第二个家”。为了撰写这本著作，茅先生“推开一切”整整两年，在档案馆中遍翻奏折，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哪有击穿史料的力量。无独有偶，史学巨擘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也讲述其著作《国史大纲》的经历，此书是在五年讲课手稿基础上编制而成，成稿是在西南联大期间，在寺庙独居一年多而作，作者怀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日夜笔耕不辍，终成此书，“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没有坐冷板凳的环境，哪能有对繁复历史提纲挈领的心力。
与史家的冷板凳相比，投资大家生活丰富多了，但多少也有些学究气。芒格描述巴菲特，“醒着的一半时间是阅读，另外一半时间是与可信任的聪明人一对一交谈。巴菲特看起来十分像个学究。”芒格自己就是一本“行走的图书”，每周读书20多本。巴菲特和芒格的接班人们、真正的效仿者们，无一不是将大量时间用于独处，坐冷板凳，广泛阅读、思考，而不是生活在觥筹交错的喧嚣中。
从外看，坐冷板凳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但其实研究者都有一股内在的、持久的热情，档案馆安静的坐姿按捺不住内心时时泛起的兴奋感。茅先生在著作中不时便透露出兴奋感，“由于几乎所有的史料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上层活动，而对他们身边发生的下层活动记述过简过略”，“可有一天，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查阅资料时，……两件奏折使我兴奋。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抄录这份共达4000字的文件”，这两份奏折讲述一个下层人物如何在雇勇中谎报贪赃。这种披沙淘金的兴奋感，大概只有身在其中的人能体会。
这种兴奋感来源于何处？一种解释是在“酸苦辣”工作中，微小的进展即给人以积极的心理反馈，对比度非常强烈。而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史家，追根到底的驱动力，却只是为了解答心中巨大的问号，甚至有史家为了解开问号而不惜搭上健康、财富、甚至整个一生，例如史家高华（见附录《史家高华》），例如史家沈志华（见附录沈志华采访）。
与史家枯坐灯前的寂冷、辛酸相比，投资者做研究的条件简直是胜过天堂，投资者不仅不用在财富与事业之间做权衡（就长期而言），还能不断积累知识、探求真知，体会研究过程中的兴奋感、成就感，何能乞求更多？巴菲特说自己是“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对此深有同感。就这个意义上说，若不能多少具备一些坐穿冷板凳的精气神，何以自称是真正在做研究呢？
二、研究中用力求真之难
史家研究，总是以求真为终极目标。“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但历史纷繁复杂，求真并非易事，至少有以下三难。
第一是理性之难，避免夹杂感情极难。在评价以往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时，茅先生提炼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观点，“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施，中国就有救”，“这种不和谐的论点放在一起，反映出历史学家的深层意识——不服输的心气”，“历史学家这种不服输的心气，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挚爱”。在《天》中，作者力求戒除“不服输”的心态，分辨鉴别史料真伪、传说流变，探求“宣传”与“历史”的区别，甚至多作不无揶揄的评论，如此种种，都是在力求抽离感情的影响，尽量站在客观的立场描述历史。史学研究有对“祖国的挚爱”，试问，投资研究中，有多少人“爱上”自己深入研究的公司？
第二难，比夹杂感情更难的，是克服研究者自身难以察觉的种种心理误判。对于《天》一书，北大历史系罗志田教授的犀利书评指出，“‘倒放电影’是今日史学界的共同现象，但茅君的本意正在突破‘成规’，却仍未能完全跳出窠臼，这是特别值得惋惜的。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个人的先入之见太强。”先入之见！可能是作者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先入之见在影响史料甄选、论证逻辑，而这只是一种心理误判——避免不一致倾向的结果。实际上，研究者面临多达数十种心理误判的可能性，人类思维缺陷多多，稍有不慎，理性就会缺位。芒格的《人类误判心理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人类经常遇到的25种心理误判做了精彩论述，所有研究者都面临这些陷阱，导致在研究中很容易出现对信息的选择性忽略或重视、对预设结论的自我加强等问题。虽然实现绝对理性不太可能，但追求理性、避免不理性应始终是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第三难，是身临其境、客观分析之难。前两难主要是与自己作斗争，而第三难，则是与卷帙浩繁的史料作斗争。关于鸦片战争的史料虽然非常丰富，但也存在大量伪造、缺失、主观、无效的史料，作者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与古人对话，察其言、观其行，并力求身临其境，客观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及事件。《天》的强项即在于此，作者凭借十多年的搜集资料与思考，加上两年的潜心著述，以清晰的方式展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的始末、各方的作为，并佐以多方面的论证与批驳，不跳脱当时的背景做出评价分析。如对林则徐思想是否超越时代的评论，《虎门条约》是“不亚于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等。扪心自问，当我们每每高谈阔论他人得失之时，是否曾力求身临其境、客观分析他人所处时局？对他人指摘一二很容易，但我们却可能由此丧失得出中肯结论的机会。
三、研究方法的借鉴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而史学研究之所以可能看清历史教训，在于事后能有更充分、更完备的信息，并且能超越时人，看到各种行为的长期后果。但以何种方法高效进行研究、探求真相，有没有什么窍门，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天》在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发。
第一，选题。成功的选题，决定了成功的一半。选题需“大处着眼、小处落笔”，选题唯小，才能做深。《天》一书在选题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全书集中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事件5年发展过程，而每个章节，则有精选的主题论述，围绕核心主题展开，如对琦善的评价、军事力量的对比、朝堂由“剿”转“抚”的经过、对关键人物战后表现的清算等。当然，选出合适的题目，本身也需背后需有深厚的功力支撑。对投资研究而言，若一开始选一大题目，如某某行业研究、某某公司研究等，则很容易将研究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公司研究有清单、但无模板，任何公司都是独特的个体，有其独特的关键主题，只有通过清单式排查，发现关键主题，并选定主题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获得真知灼见。“一米宽，一千米深”的战略，在投资研究中也同样适用。
第二，论证。功底深厚、论证严谨是这本著作广为称道的优点，全书重建史实，大部分观点都基于史实考证的支撑，有时是全面可靠的统计信息，有时是见微知著的案例解剖，有时是当事人自己透露、有时是侧面印证，方法手段多种多样。以第一章“清朝的军事力量”为例，分析清军80万为何挡不住英军7000-2万人的军队时，作者发现清军调兵速度很慢是关键一环，他统计出一份详尽的调兵速度表，令人印象深刻、无法反驳。最后一章，对十二名主要参与者战后的追踪，作者综合每位官员的经历、奏折、书信、传记、甚至遗书，用多种方式来推断他们的思想转向与否。与历史研究类似，投资研究本身也是在不完全信息下进行拼图，与结论相比，论证坚实与否更为重要。论证的过程，首先需分清信息主次，且各因素之间，还有权重高低之分。其次，要多管齐下，综合多方信息，有时可得全面的客观信息，有时则需依靠洞察力，侧面敲打，有时则从极端案例中见微知著，方法多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不能轻易下结论，严格遵循“事实-逻辑-结论”的步骤，才可能形成靠得住的研究成果。
第三，跨学科思维。如罗志田教授所评价：“遍及全书随处可见的更有许多发人深省的洞见。洞见来自通识。有通识然后凡事能见其大”，“这样的通识也许来自他跨越了几个历史子学科，从技术史、军事史、政治史、文化史及心态史等多角度考察分析鸦片战争这一事件”，以军事面相为例，“全书重建的作战史实，绝大部分是不易之论。”“茅君所为又是一种广义的军事史：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从学者的评价中，可见跨学科思维在《天》一书中的巨大威力，对当时的史学研究是一种创新。真实的历史，都是一场场不可选择的社会实验，不可能以单一学科来完整诠释。因而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思维能力，是获取世界真相不可或缺的法宝。
最后，是最基础的，但也是最容易为人所忽略的，就是一定数量级的工作积累。唯有大量工作积累，方能形成少量真知灼见。就《天》一书而言，其600页、45万字著作的背后，是作者以30-40岁的旺盛精力，十余年收集材料和思考、两年“推开一切”的著述，其近200部征引文献（包含很多大部头著作及奏折、未引用的文献更多），以及详尽尾注中对史料的引用与辨别，显示其工作量之巨大。这样的工作量，比一般人的想象要高出几个数量级。做投研，仅凭读几篇年报、浏览点新闻、参考几份他人报告就想有洞见，可谓是痴人说梦。要想获得真知，若无相当数量级的工作量积累，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四、何为优秀的研究成果？
《天朝的崩溃》无疑是一本优秀的史学著作，在扎实态度和辛勤工作积累之上，最后形成的优秀成果是怎样的，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何为优秀成果，我想至少应包含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点突出，主轴清晰，细节充实，分析透彻，能提供诸多洞见。作者深厚的研究积累凝结成很多鞭辟入里、也不无争议的见解。一份优秀的研究成果，不只是能讲出一个好的故事，更应该抓住要点、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再进一步的要求则是提供深入的思考和洞见。容易下结论，而没有足够的事实支撑，是投资研究中的一大通病，遑论提供洞见。
第二，有能力对人物、事件提出“历史意见”，而非“时代意见”。钱穆先生说，“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茅先生在著作中处处体现其力求回到当时的情境去分析，并以真实的史料佐证，如关于官员分主“剿”派和主“抚”派，作者以详尽史料，分析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认为并无两派的区分，而是整个朝堂在事态发展中形成相应的思想转变。作投资研究，大量的工作都指向评价企业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区分能力和运气对成就的贡献、他的对手是怎样做的，唯有评得失，方能知高下，有能力对人物和事件做出客观评价，是一份优秀研究成果的关键要求。
第三，有能力对他人研究做出评价，并洞察其优点或问题所在。茅先生在全书开篇关于琦善的评论，批驳了前人琦善卖国的结论，并一阵见血地指出卖国论的成因，“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优秀的研究成果必然伴随着对多数普通成果的超越，能有理有据地评价他人成果，是一项重要标志。很多情况下，建立能力圈是一种相对概念，见解超越绝大多数人，也是一项重要标准。
投资研究与史学研究同为做研究，态度需坐冷板凳、目标同样都是求真、方法上也有诸多共通之处，最终呈现的优秀成果也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但就具体内容和性质而言，两者又有所差别。其一，投资研究的任务是通过研究历史来预测一家公司大致的长期前景。大多数公司的长期前景根本就不可预测，因而投资研究是否能有成果，跟选题正确与否关系很大，当然，也不必苛求每一次选题都要有明确结论。其二，投资研究的内容多数集中在一门生意如何赚钱、运转质量、竞争态势等方面，公开资料的搜集是基本粮食，非常重要，但具体的实地调查也必不可少，有时甚至占主要地位。
虽有上述差别，但《天》这本史学著作、茅先生的史学精神，有如一座高山，见到高山，才知自己渺小。若我们在投资研究中，能有史学大家们精神之一二分、能力求克服求真之难、并积极借鉴其研究方法，相信我们就正走在建立“能力圈”的正确道路上。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财新网：《史家高华》
沈志华：1990年代，我到俄罗斯搜集苏东档案：https://mp.weixin.qq.com/s/9LsUHpUKYDDVsfTnaOU5jA
沈志华：我们的时代真相太少：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E3MjUwMg==&mid=2450256700&idx=1&sn=cc27a40b8fa6252644c45f81b93e7cbd
钱穆《八十一双亲/师友杂忆》
《穷查理宝典》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https://news.qq.com/a/20100729/002146_1.htm
【本文写于2020年2月，登载于价值连线公众号】